敦煌游学|西夏—蒙元时期的敦煌

蒙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，其疆域辽阔，民族众多，文化丰富。1227年，蒙古灭西夏，占领了敦煌。1271年，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。蒙元时期的敦煌，佛教发展绵绵不绝。敦煌，作为佛教圣地，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此开凿洞窟。据敦煌遗书P3720号《莫高窟记》载：“秦建元年中，有□□沙门乐亻尊仗锡西游，至此，遥礼其山，见金光□□如千佛之状，遂架空镌岩，大造龛像，……”?此处的“秦”当是指前秦。自从前秦的沙门乐亻尊在敦煌首次建窟后，其后建窟者络绎不绝，到隋唐时期，在敦煌开凿了大量的石窟，以致于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有“千佛洞”之称谓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敦煌又经历了归义军政权、沙州回鹘、西夏统治时期。西夏灭亡后，蒙古人统治敦煌，在蒙古人统治敦煌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敦煌的石窟总数量有所上升，但相对于其前代，尤其是西夏统治敦煌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，西夏虽国小力微，然其修窟数量竟达88个，而蒙元时期的敦煌，不仅开凿修建的石窟数量极少(大多数为重修、重绘洞窟)且供养人题记也相对较少，可见当时敦煌的佛教发展衰微，笔者试分析其原因如下。
    地理位置上，敦煌地处偏僻，蒙古是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，其统治中心在和林与大都。当时的敦煌属于沙州路，“元太祖二十二年，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。至元十四年，复立州。十七年，升为沙州路总管府，瓜州隶焉。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，必须白之肃州，然后给予，朝廷以其不便，故升沙州为路。”?元朝时期，这一带人口稀少，至元二十八年，元政府徙瓜州居民于肃州，瓜州仅存名字而已。
    1279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，元帝国统一了中国。为加强统治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交通建设。在陆地上建立驿站，“元朝领土日广，重要事件时有发生，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，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，或从远东运到西方，也是必需的。为此，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，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，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，以及食物、饮料等必需品”。?疏浚大运河，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。“至元二十八年，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，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……文宗天历三年三月，……直抵大都运粮河”。?从此，丰饶的东南物产通过大运河送达大都。南宋时期对外贸易频繁，海运发达，曾有许多著名的港口，泉州即为其中之一，据说这里每天的船只有上千艘。史载：“元自世祖定江南，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，其货以十分取一，粗者十五分取一，以市舶官主之。其发舶回帆，必著其所至之地，验其所易之物，给以公文，为之期日……至元十四年，立市舶司一于泉州，令忙古□□领之……每岁招集舶商，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。及次年回帆，依例抽解，然后听其货卖。”?元朝时期贸易发达，随着贸易路线的转移和海运的发达，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，敦煌逐渐冷落下来。
    政府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导致敦煌衰落的原因之一。元政府对宗教采取的是儒释道并重政策。早在成吉思汗时，就有训令“切勿偏重任何宗教，对各教之人要待遇平等”，?在河西走廊，元朝统治者除了宣扬儒家思想外，又重视道教，所谓“三教平心”，“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以儒治世”。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，全真教道士丘长春曾随军出征，深得成吉思汗的敬重，因此蒙古国初期道教势力大张，甚至于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佛道大辩论，最终在忽必烈的支持下，佛教占了上风。而在佛教中又以喇嘛教最受尊崇。虽然敦煌历来是佛教圣地，但在对待佛教徒的政策上，元政府偏重藏传佛教，即所谓“西僧”。世祖忽必烈就曾召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入京，赐玉印，封帝师，掌全国佛教。其后帝师制度在元朝沿袭下来。萨迦派密宗流行全国，也流行河西。马可·波罗游历西北时，见到甘州的佛像，“最大者高有十步，余像较小，有木雕者，有泥塑者，有石刻者，制作皆佳，外傅以金。”他还说：“(敦煌)偶像教徒(指佛教徒)自有其语言。”至正八年 (1348)，西宁王速来蛮因崇尚佛教，在莫高窟刻六字真言碑，碑上有汉文、西夏文、梵文、藏文、回鹘文、八思巴文等文字，由此可想见当时的敦煌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。此碑的功德主为速来蛮西宁王及其妃子曲术、太子养阿沙、速丹沙、公主必列怯、驸马桑哥达思。他们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，开凿了洞窟。由于密教萨迦派的特殊地位，敦煌的元代洞窟中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。但相对来说这样的洞窟数量是极少的。
    敦煌的宗教信仰呈现多样化状态，按《重修皇庆寺记》载：在重修皇庆寺时，出资的施主不仅有桑奇同知，智宝法师等，还有一景教徒“费教士”，?可见在当时元朝的宗教开放政策影响下，敦煌当地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。此费教士出资修皇庆寺的目的既有积累功德，与佛教徒修好，加强交往之意，也不排除借此机会，宣扬景教，吸引信徒的意图。由于成吉思汗的训令，当时的元帝国内，不仅儒释道并存，对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也兼容并蓄，可以想见，当时敦煌也存在这种情况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敦煌佛教的发展是不利的。
    莫高窟现存9个元代洞窟，但并无一条有建窟纪年，仅第3窟西壁龛外南侧壁画观世音菩萨像前墨书：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上报四恩，下资三愿，息□□□□”。龛外北侧墨书：“甘州史小玉笔”。从字迹上看，上述墨书题记与壁画属于同一时期。史小玉来自甘州。据马可·波罗记述，元代的甘州是一个“大城”，城内佛教活动相当活跃，信徒“每月有五日谨守斋戒，不杀生，不食肉，节食甚于他日”。佛教庙宇也很多，“内奉偶像不少，最大者高有十步，余像较小，有木雕者，有泥塑者，有石刻者，制作皆佳，外傅以金。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，其势似向诸像作礼”。?当时甘州佛教造像既如此繁盛，那里的佛画高手史小玉来到莫高窟画出了第三窟就不足为奇了。同时莫高窟第444窟游人题记中也有史小玉的名字，窟内西壁龛内北侧后柱上墨书：“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，史小玉到此”。?此处可推知，当时敦煌的佛教造像水平落后于甘州，在绘壁画时，远赴甘州请史小玉来作画。
    元代后期，因藏传佛教地位崇高，一些喇嘛恃宠生骄，仗势欺人，在河西地区胡作非为，“泰定二年，西台御史李昌言奏：‘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，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，络绎道途，驰骑累百。传舍至不能容，则假馆民舍。因追逐男子，奸污女妇。奉元一路，自正月至七月，往返者百八十五次，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。较之诸王行省之使，十多六七。驿户无所控诉，台察莫得谁何。’”西僧的行为，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，使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。给地处河西的敦煌佛教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。
   结语：蒙元时期的敦煌，地理位置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，更由于政府兼容的宗教政策，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前代已不可同日而语，因此其佛教发展相对衰落是必然的。

来源/敦煌户外